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批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高等职业院校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要基础力量，其培养的高技能人才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呈现出数量短缺、结构失衡、质量不高等问题。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技能人才耦合发展的规律，从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产教共融、深化校企合作、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师资质量、提高办学国际化水平和优化社会发展环境等角度出发提出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技能人才培养耦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卢志米、1966年、 男、汉族、浙江临海、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教育管理、318000
2012年，中国人均GDP 达到6100美元，根据该指标我国已经处于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模型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增长过多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环境消耗的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同时，伴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新的技术选择和区位调整；当前，我国还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加快转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依靠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及管理创新驱动上来。随着产业发展进入“以电子和数控等高新技术为主体的阶段，继而进入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时期，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了高技能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1］。
高等职业教育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1 年，全国独立设置高等职业院校1276 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招生数为325 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的47.7%，“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要基础力量”［2］。同时，高等职业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具有“基础性、系统化、规模化特点，充分利用现有职业院校的优势与资源，是尽快满足现阶段对技能型人才大量需求的有效途径”［3］。因此，高职院校亟待深化内涵建设，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确定的标准，高技能人才是指“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工艺的操作性难题，一般应具有高超的动手能力、突出的创造能力和极强的适应能力的人员”。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高技能人才是指“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掌握高水平的应用技术、技能和理论知识，并具有创造性和独立解决关键性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内容上必须充分涵盖‘知、技、意’三个方面”［4］。
根据配第-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进定律，产业结构升级实质上是三个比例的提升：一是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二是在三次产业内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上升，产业形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物质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转移；三是在各类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物质资本和技术工人的使用增加，简单劳动的使用量相应减少。
“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人才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互为输入输出的子系统，整个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结果。”［5］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将会集中在中高端制造业生产、管理等一线的技术工人，第三产业的高端服务业的技术应用人才，以及能将知识成果转化为工程、生产第一线应用实践，并能进行技术、工艺和生产组织创新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一方面，产业结构在由劳动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进而向知识密集型演进升级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只有相应地升级才不会制约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也意味着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倒逼产业升级，两方面共同耦合推动产业与人力资本的螺旋式升级。
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还远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无论是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距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尚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
根据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的阶段，高校主要培养学术型人才；毛入学率达到15%的阶段，培养人才以学术型和应用型并重；而当毛入学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比重将超过其他类型的人才。然而，当前我国人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术型和管理类人才供大于求，技术技能型人才却严重短缺”［6］。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截止到2012 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约1.19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约3117 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例达24.7%，而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比例大约为35%；根据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将达到1.4亿，高技能人才为3900 万人。即使实现了规划中的目标，高技能人才也仅占全部劳动者的28%， 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我国工人人均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23、德国的1/18”［7］；当前，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 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0378 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0%，仅为美国的15%；我国企业产品的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因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接近2000 亿元。这些与我国高技能人才短缺导致的生产工艺不过关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2011 年以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以2013 年第三季度为例，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38、2.86 和2.37［8］。即使在制造业发达的浙江省，2012 年全省高技能人才也仅占技能人才的16.4%，初级工占61%，中级工占22.6%，呈金字塔结构，越是高端的人才比重越小，而在高技能人才中，高级技师仅为9.2%［9］。反观发达国家，初级、中级和高技能人才的比例一般为15∶50∶35［10］，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高技能人才的产业分布看，表现为“新兴产业和新职业工种较少、传统类较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类较少、制造类较多两少两多”的特点”［11］，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强。根据2012 年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项人才调查，高技能人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传统产业，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环保等行业高技能人才的短缺问题非常严重；从企业分布看，高技能人才主要集中在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高技能人才占比不到15%［12］。
随着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转型，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创新型人才，也需要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没有高素质劳动者构成的职工队伍，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不可能提高。”［13］高技能人才不足必将掣肘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和升级，阻碍目前我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重任，不利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切需要大量技术精湛的高技能人才。基于对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技能人才培养耦合规律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5 点建议。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但仍然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根据《2013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自2010 年超过学杂费后，2012 年上升到54%， 但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各地政府对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偏低。从全国水平看，地方普通高职高专的生均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只有普通本科学校的56%。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大批高质量实训设备等硬件设施作为支撑，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技术装备淘汰和更新速度也随之加快。相应地，高等职业院校投入的软硬件设施经过3-5 年的发展就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需要定期地进行更新改造，这就给职业院校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目前高职院校筹资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和学费收入，多元化筹资能力较弱，利用社会资金的比重不高，阻碍了设备的更新和升级换代，一定程度影响了学生的生产性实训，从根本上影响学生培养质量。
政府对高职教育的财政支持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政府财政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的约束性指标，如每年投向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占GDP 的比重、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门槛值，提高政府拨款比例，建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从财政投入的结构上看，应扩大普惠式资金的投入，适当压缩竞争性资金比例；财政资金重点向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校企合作倾斜，撬动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高技能人才开发效果。高职院校面向市场，通过各种融资机制，盘活学校现有资源，通过股份制、合作制等多种渠道，共建“校中厂、厂中校”，共享共用设备,实现校企互动、双向介入；与企业合作成立实体性的办学机构，开拓产教共融的互惠平台，实现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学院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有机整合。
持续深化“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推进行业企业积极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把《教育规划纲要》作为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基础、最典型、最活跃的组织单元，支配着广泛的社会资源。高职院校要根据区域产业和产业集群特点，主动融入社会，做到长袖善舞，积极整合和配置各类资源；按照“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原则，通过多维的组合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通过搭建平台和框架，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双向“对流”，共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办学质量的提升；应遵循“实质性、实效性、永续性”的发展理念，完善“开放型经济”背景下的学院发展规划，深度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
走具有“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特色之路，以学院同行业企业共同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纲”，系统设计“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把“双主体办学”落到实处。学校和企业作为育人共同主体承担教学和生产双重职能，实现知识链、教学链、产业链、利益链的“四链融合”［14］。与当地名企共建教学实体，将行业、企业和职业要素全方位融入校园文化，促进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的协调发展；共建组织机构、共建专业、共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共建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共建校外顶岗实习平台、共建科技研发机构；教学人员与生产人员交叉任职，实现“教学目标生产目标、教学过程生产过程、教学人员生产人员、教学管理生产管理、教学效果与生产效果”［15］的全方位对接。
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瞬息万变，高等职业教育也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调整升级而“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职业教育发展更要引领市场。因此，要改革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减少束缚在高职院校上的体制机制羁绊，给予高职院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和管理权，实现“管办评分离”，使高职院校能够面向一线市场，最大限度减少决策环节，简化决策流程、缩短决策时间，使院校与市场无缝衔接，从而提高决策效率。
高职院校要把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放在首要的位置。按照“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原则，系统设计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同时要有可操作化的科学方案，既要“顶天”又要“立地”。落实教师招考、职务职称评聘自主权，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专业的调整实现人员的自主分流，真正将具备生产、建设、管理一线实践经验的企业专家充实进专职教师队伍，形成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格局；在资金支持方面，在不减少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增加一般性的财政投入，提高资金使用的自主权和支配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产业结构的变化，能自主设置专业和决定招生计划，建立专业的退出和调整的动态机制；探索与普通高校本科分离的高职入学考试，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样化入学形式。
（四）提高高职教师专业化水平，打造高质量师资团队。
要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关键还得有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师资队伍。高职教师必须是既具备师范理论，同时又具有丰富的企业工作经验，是“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某个行业领域的行家里手。以德国的应用型技术大学为例，教师上岗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教师多数应获得博士学历；二是必须有5 年以上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经历（外语教师除外）。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专任教师接受的仍然是传统的学科教育，毕业后直接走向教学岗位，缺乏系统的师范理论学习，更缺乏企业一线工作的丰富经历；教师学历层次不高，博士比例非常低。教师自身专业技能的匮乏，极大地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基于目前我国高校人事制度的特点和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从增量和存量方面实现“双管齐下”：增量是指在引进新教师时，逐步与国际接轨，将学历层次提升到博士研究生，凸显高等职业教育“高”的属性；同时将职业能力和专业岗位能力纳入考核指标，加大从企业直接引进人才的力度，完善企业与高校专业技术职称衔接的配套工作；存量是指教师以“访问工程师身份”通过顶岗实践、下企业实习等途径，增加对工作岗位的认知、积累实际经验，通过规范学院内部人事管理分配制度，激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短期可通过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职业学院共建高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培养教师综合专业能力。从长期看，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提高高职院校教师准入门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师自主培养体系和任职标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16］。当今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稳步发展，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动和配置。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较久，形成了一套稳定和成熟的教育模式，国内高等职业院校要确立国际化的视野，不断拓展和深化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合作内容和合作水平，进而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
加强与国际高等职业教育的合作，要抓住几个关键领域和环节。一是吸收发达国家高职院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将国际通用的职业标准融入教学过程，主要包括学校管理者的产生和遴选，教学、管理部门的设置和运行，教学部门和管理部门的互动机制，后台管理和辅助系统的制度设计等；二是借助国际化的力量打造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选送优秀教师到国外高职院校，长期和全程参与对方的教学教研组织，系统掌握教学的准备和执行、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学效果的考核和评价，并利用视频等远程教育手段进行持续追踪；三是将国际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教师资源引入本土职业院校，借助外部力量对管理和教学系统进行改造提升。
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从制度上做好支持高技能人才的顶层设计。一方面，通过政府的引导宣传，树立新的使用高技能人才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扭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通过树立模范、典型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良好氛围，使高技能人才在社会上有地位、在事业上有前途、在发展中有作为；另一方面，为高技能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扶助和财政奖补。如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将高技能人才纳入政府特殊津贴行列，在进城落户方面提供便利，结合产业发展需要和区域功能定位，安排一定预算资金用于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高技能人才的培训补贴、贷款贴息和技能竞赛，由政府出资对首席技师、技术能手给予奖励，柔性延长高技能人才的退休年龄，全方位关心高技能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将高技能人才的配置纳入企业评选高新技术企业、参加重大项目招投标、申报资质评估的范围，鼓励企业留住高技能人才。地方政府应通过“三到位”举措大力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一是投入保障到位。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渠道筹措资金的高技能人才投入机制，设立高技能人才专项基金，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岗位激励到位。通过技术入股、期权激励等形式，给予高技能人才高报酬、高奖励；三是基地建设到位。建成以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为重点，民办培训机构为补充的多渠道培养平台。
在企业层面，设立一定比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金，通过政策优惠和倾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的开发，将企业职业教育经费计入生产成本在税前予以扣除；通过技术入股、股票期权等岗位激励措施，给予高技能人才高报酬、高奖励，让高技能人才在带薪学习、休假、培训、出国进修等方面享受优惠；通过行业协会整合资源，组建公共培训服务体系，建立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行业通用技术培训、职业鉴定；企业技术专家和院校专任教师兼职技术培训，由企业出资购买技能人才的培训业务，一方面为企业节省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院校的专任教师通过培训，加强与协会和企业的沟通交流，不断更新理论知识，强化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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